薛承泰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組長

2016.7.7刊登於聯合報

「年金改革委員會」6月23日召開第一次會，蔡總統在致詞中指出年金改革「已經急迫到現在不做馬上會後悔」。這句話好像在哪裡聽過，不過多了「急迫」的字眼！因為這三年來，光是勞保潛藏負債就增加1.5兆元，各個基金倒閉時間又更近了。

蔡總統表示「這是歷史包袱、制度問題，這不是個人問題」，一語道破年金糾結，令人不解的是，過去三年多即有機會一起面對歷史共業，只要改革不原地踏步，今天也就不會那麼急。原來過去政府改革不成功，是因為「只是政府單方面推動改變很難成功」，所以「這次年金改革採取由下而上、擴大參與原則，建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對話平台，讓社會各界都能透過代表闡述意見」。然而，就在致詞完後，年改會就陷入對話困境，而第二次會議仍在議事規則中打轉。

確實，三年半前馬政府被要求在三個月內提出改革版本，在倉促間所進行的二四六場會議，由相關部會分頭與分層來進行，大多只能說明年金改革的必要性與基本理念，對新政府而言，這不叫「社會對話」。問題是，透過社會對話真的能畢其功於一役嗎？

「社會對話」是由各利害相關團體來進行意見表達，由於意見一定是分歧，所以協商和談判乃不可或缺。其實，我國已有十數年經驗，為了改善勞資關係，由勞資政三方的代表進行對話，每年所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乃典型例子；可是這些年來，不論是否達成共識，最後仍是由行政院拍板並負起責任。套句流行語，不是因為社會對話有共識，而是尊重「社會對話的歷史事實」！年改會是否也如此，大家拭目以待！

由於我國年金議題牽涉極廣並且夾雜許多歷史因素，就算是要進行社會對話，也應先分議題，各自在軍、公、教、勞、農漁牧等尋求內部、雇主與受僱者，以及跨世代的共識，再各自推具有專業的代表，進行協商與談判。今天由總統府領軍，一個37人所組成的委員會，並沒有進行第一階段真正由下而上的對話，不僅是某些成員的代表性受質疑，年改會的定位也不清楚。

如果總統府需要一個表達意見的平台，何不按組織法聘國策顧問，「對於國家大計，得向總統提供意見，並備諮詢」。如果要有民意基礎，那麼立法院就是最好的決戰場，在全面執政下可以很快通過改革方案。若要強調擴大參與，那麼大選期間承諾的「國是會議」要比年改會恰當，而且需說清楚兩者的關係與功能？

歐洲國家廿年前開始改革，是因為1990年代人口高齡化趨於明顯，且國際經濟情勢欠佳導致投資報酬率下滑，為了紓解年金財務困境推動持續性改革。改革基本內容不外乎延後退休或請領年金時間，調整所得替代率，以及減少高低所得者的給付差距等。若果涉及制度上的翻轉，那麼不是靠盍各言爾志的對話，各類專業的折衝才是重點。

改革說穿了，就是要大家「繳多領少」，因此，不少國家透過長期社會對話來尋求民眾的支持。我國當前情勢急迫，不可能長期對話，新政府何不直接拿出版本讓各界討論？透過年改會的對話裝飾，敲鑼打鼓吸引社會聚焦，或許可避免重蹈三年前的遍地開花；但別忘了，民眾的尊嚴及政府的誠信，才是關鍵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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