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

黃昱得

摘要

    就讀大學是個人培養自主性及建立社會網絡的時期，但此時青少年得面對許多社會心理壓力，進而增加了藥物使用跟酒精的風險。許多研究指出性少數青少年(sexual minority adolescents)使用藥物及酒精的機會較異性戀學生來得高，因為性少數青少年除了處於一般的生活壓力外，還得面臨與其性傾向有關的少數壓力(minority stress)，如社會中對於性少數的偏見、污名(stigma)，或是來自他人的敵意(hostility)等不當的對待(mistreatment)，使性少數者的身心健康受到影響外，更可能用藥物、酒精作為因應污名的策略。然而，不當對待不必然都帶有攻擊性，有些傷害意圖不明顯的非禮言行(incivility)雖然未直接透露出對他人性傾向的排斥，但仍不利於個人的身心健康。研究也指出少數族群有較高的機會經驗到非禮言行。另外，在職場性騷擾的研究中發現所謂的旁觀者壓力(bystanders stress)，旁觀者雖然非直接經驗到騷擾或攻擊，但其身心健康仍會受到影響，且與藥物及酒精使用也具有相關性。

    基於上述理論及相關研究，本研究在探討美國大專學生的藥物及酒精使用的情形，檢視校園裡的人際間的不當對待(包括非禮言行與敵意)、性傾向與藥物、酒精使用之間的相關性，並將不當對待再區分為直接針對受訪者以及受訪者於環境周遭所感知到的。研究者亦假設不當對待是性傾向與藥物、酒精使用中介因子，換言之，性少數者通常會經歷較多的不當對待，進而提高藥物、酒精使用的傾向。本研究以就讀大學二、三年級以及研究所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並以便利性抽樣來增加性少數者在樣本中的比例，最後所得的樣本數為2,497人，其中451人符合本研究對於性少數的定義。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問卷作為測量工具，並使用統計作為分析方法。研究結果指出，性少數者的藥物及酒精使用情形顯著高於異性戀者，也較異性戀者更常經歷或目睹到人際間的不當對待。而針對個人的非禮言行以及個人所感知到存在於環境中的敵意，則是性傾向與問題性飲酒的中介因素。研究者指出性少數青少年因為經常感受到環境中帶有歧視意味的對待，不管是直接性的傷害，或是影射性的非禮言行，都會使其暴露在較高的社會壓力中，而可能以問題性飲酒來作為因應策略。研究者最後建議為降低性少數青少年使用藥物及酒精的行為，營造對性少數青少年友善及包容的環境、協助其發展有效的因應方式及社會支持網絡等，都是可行且重要的實務策略。

評論

  本研究擴充了在性少數研究中廣被引用的少數壓力理論(minority stress theory)，過去的研究多探討與性傾向有關的偏見、歧視對於性少數身心健康的影響，但本研究指出即便是與性傾向無關的非禮/敵意言行，也同樣不利於性少數者，且他們對這些言行比異性戀者有更高的感知(perception)。然而，少數壓力理論亦指出少數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乃與性傾向認同發展有關，成熟健全的性傾向認同讓個人在面臨少數壓力時能形成正向的評估，並傾向使用有效的因應策略(Meyer, 2003)。由此可之，性傾向認同發展在少數壓力理論是為核心的概念，但本研究僅以性少數身分作為類別變項，未納入受訪者的性傾向認同，以至於未能深究到少數壓力理論的精隨，實為可惜。另外，研究者假設非禮/敵意的言行為性傾向及藥物、酒精使用行為間的中介因子，但文中並未對此假設提供理論支持。少數壓力理論認為性少數者會經歷到與性傾向有關的非禮/敵意，面臨額外的壓力源，因而在身心狀況上較異性戀者有較高的風險；而本研究發現性傾向與一般性的非禮/敵意言行有關，但並未說明原因為何，可能會讓讀者以為這是反映出性少數青少年對非禮/敵意言行有較強的感知，而並不表示環境中確實存在著較多對性少數青少年負面或具敵意的訊息，文中應再提供清楚的解釋，以助了解兩者間的關係。另外，在少數壓力理論中，性傾向身分及認同乃是壓力源及身心狀況間的調節因子(moderating effect)。換言之，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力在性少數及異性戀者身上可能有著質與量的差異，筆者建議後續研究可再切入探討調節機制。

    大專學生飲酒行為在台灣尚未成為被關注的焦點，因大專學生已超過法定限酒年齡，目前僅能從「飲酒過量有害健康」以及「酒駕影響公共安全」兩種取向進行宣導教育。在藥物使用上，我國教育部鼓勵國、中小以及高中職定期舉辦「春暉專案」作為藥物使用宣導教育的措施，但大專院校的藥物使用宣導卻未被納入政策中。事實上，國外大多數的大專院校都成立校園酒精及藥物教育中心(Campus Alcohol & Drug Education Center)，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也投入相當多資源，我國高等教育或許也應跟進，重視大專院校校園中飲酒及藥物使用的問題。

    藥物跟酒精使用行為存在著分佈上的差異，本研究標舉出性少數青少年在美國的校園中有較高的藥物、酒精使用風險，在三級預防的概念中，他們乃屬於二級預防的對象，需要更多的關注。然而風險增加的原因並非是性少數者的個人問題，社會中的歧視氛圍、校園中具攻擊性的言行都是結構性的幫兇，而酒精及藥物使用其實是被社會壓力壓迫後的外化表徵(externalized symptoms)。因此除了藥物、酒精的預防宣導教育外，營造一個具包容性的社會環境，才是真正對多元性傾向青少年有益的策略。

英文出處

Woodford, M. R., Krentzman, A. R., Gattis, M. N. (2012) Alcohol and drug use among sexual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heterosexual counterparts: the effect of experiencing and witnessing incivility and hostility on campus. Substance Abuse and Rehabilitation, 3, 11-23.

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