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不均的加劇是影響家庭形成與解組的重要驅力。這句話第一時間聽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即使我沒有去證明。其實會有這種印象是基於兩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自1980年代起，具有大學教育程度與具較低教育程度兩者在薪酬方面與日俱增的差距。薪酬上的鴻溝某種程度反映了中階水準的勞動市場裡，他們可以選擇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亦即，不具大學學位者(指特殊專業能力)適任的工作逐漸減少，乃因為不少在工廠或製造業的藍領工作進入自動化生產或移往海外，相較之下，對於高階技術專業、管理職與技術工作者的需求仍舊很高。這是經濟學家們所定義的「偏向技術人力的科技變遷」。於是，我們看到逐漸拉大的薪酬鴻溝，一邊是一般技術水準、通常是中學學歷的工人，另一邊則是具有大學學歷的高階技術工作者。因為中間水平收入消失，日漸拉大的薪酬差距導致了不平等，而產生所謂的「沙漏經濟」，沙漏中間緊縮內凹的形狀代表消失的中間水平收入。低薪與高薪工作的兩極化，再加上中間水平工作的消失，更顯現出收入的不平等。

第二個趨勢來自家庭型態的多樣化，而且和教育程度有關。1950年代時，婚姻是普遍的狀況。1960至1970年代時，婚姻在家庭生活的中心地位逐漸鬆動；不過，就我的論述而言，最關鍵的一點是，不論教育程度為何其婚姻與生育狀況開始往同樣的方向變化：亦即，結婚的時間往後延、同居的狀況增加，而且離婚率也逐漸提高。但是，自1980年代始，具大學學歷或教育程度高的人，他們的生活與較低教育程度的人就有明顯不同。對於高教育程度的人來說，他們的家庭生活主要是以婚姻作為育兒的環境。儘管高教育程度的人可能比較晚結婚，但是最終來說，他們比較低教育程度的人有更高的比率維持婚姻關係。另外，從1980年的高峰以來，高教育程度者的離婚率已經明顯地下降，同時，高教育程度者婚外生育率一直都是偏低的。相對來說，有中學但沒有大學文憑，我們稱之為中等教育程度的人，他們的婚姻就沒有那麼穩定，許多在同居階段即有了孩子，不過不像一些歐洲國家的同居生活，美國的伴侶關係較為脆弱，而且容易走向崩解。事實上，1980年以降，那些中等教育程度者所組成的家庭中，孩童居住方式變動最為劇烈，與單親、同居關係的母親同住的狀況戲劇性地增加。

因此，我們在這些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們身上同時看到兩個最大的變化，一是在生育與照顧孩童方面走向非婚關係或不穩定的居住方式，二是工作機會遭到很大的威脅，而且我們看到這兩個變化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這就是本文一開始所說的第一印象，所得不均的擴大是影響家庭形成的重要指標，同時也代表中間水平工作勞動市場的惡化以及具有大學學歷者勞動市場反而是變好的。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人會傾向比較不穩定的家庭環境；而如果勞動市場變好，人便會傾向穩定的、以婚姻為基礎的家庭。

把社會變遷純然地歸因於經濟不平等，我們確實要十分小心以對，不要變成對廣大社會現象必然的解釋。不過，對於高教育程度與中等教育程度者在勞動市場中不同的勞動機會如何影響家庭形成與解組，這個第一印象的論述仍可用來解釋美國的狀況。誠然，由於文化的變遷，大眾對同居和未婚生子的觀念逐漸採取開放和接受的態度，我們才可以見證到結婚率和生育率的衰退。至於另外一個議題的討論上，如果中等教育程度者的工作機會沒有受到威脅，那麼我們也可能見不到這樣的衰退發生。單就文化層面，並無法解釋具有大學學歷者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在形成與維持家庭所採取的路徑為何不同。無論如何，在日漸不平等的美國社會裡，我們似乎應把經濟變化納進考慮。

作者Andrew Cherlin是Johns Hopkins社會學系的系主任，也是Program on Social Policy計畫的主持人。他最近的著述是Love's Labor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

文章出處:IFS(2018)請點我

校閱:薛承泰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