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

       黃素霞

摘要

       當婚姻出現衝突或無法恢復的裂痕，不只伴侶雙方受到直接衝擊，其子女的生活適應也可能受到父母婚姻破裂影響。婚姻與親權調解的目的，在於透過中立的第三方，來協助解決因婚姻結束或伴侶分手所引發之爭端。隨著社會變遷與離婚率攀升，婚姻調解此議題在近年來愈益受到關注，然而針對影響婚姻協商成功率的因素，尚需更多研究予以探究。

       本研究由兩位研究所層級的評分者，針對印第安納大學法學院家庭與兒童調解中心的241個案例檔案進行分析，就案件類型、調解次數、是否涉及家暴、對調解的擔心、其他法律紀錄、是否有律師代表、調解結果，以及年齡、收入、伴侶關係、子女數等各背景變項進行編碼。在評分者信度上，連續變項方面的信度為.90，類別變項的信度為.78。

       研究結果發現下列因素會影響最終的調解結果：(1) 比較調解成功、部分成功和失敗三組，其中調解失敗組的父親收入，顯著高於調解成功組與部分成功組的父親；(2)單次調解比多次調解更可能達到成功結果；(3)當涉及親密伴侶暴力時，達到成功調解的可能性較低；(4)在父親對調解表達顧慮的案例中，達到成功調解的可能性較低；(5)在雙方皆未有律師代表的案件中，達到成功協調的可能性最高，其中一方有律師代表者次之，雙方皆有律師代表時，調解成功率最低。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現當調解案例較複雜（例如委請律師代表，或需進行多次調解者），調解較難達到成功結果。此外，當案件涉及親密伴侶暴力，成功調解的可能性較低，此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亦發現一個過去的研究未多加探討的因素：當律師參與調解過程，可能基於保護委任當事人之權益的立場，而較難達到雙方同意的結果。

評論

       美國採家事調解的制度已行之有年，在調解模式的理論架構及調解者的專業訓練及資格方面，皆有相當的基礎。在台灣的家事調解工作發展歷程中，常見引用美國的相關理論或文獻。然而基於本國的法律制度與民情與西方有許多不同之處，影響家事調解結果之因素可能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本研究中，發現影響調解結果的兩個特別因素：律師代表以及親密伴侶暴力。相較於台灣，一方面，基於國人較不好興訟的民情，許多當事人未必會委請律師代表；若調解人員缺乏對婚姻與家庭中性別與權力議題的意識，可能容易造成弱勢者在接受家事協調過程中遭受不平處境。另一方面，涉及家庭暴力情事者，依其性質與嚴重程度不同，是否適合進行調解，在實務上仍有許多爭論。即便是非家暴案件，在一般婚姻衝突中，也可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親密伴侶暴力情事。無論如何，因著家事案件在家庭動力與關係衝突上的複雜性，調解人員勢必更需要具備對婚姻與家庭動力、性別與權力議題，以及家庭暴力等專業知能及訓練。

文獻出處

Ballard, R. H., Holtzworth‐Munroe, A., Applegate, A. G., & D'Onofrio, B. (2011). Factors affecting the outcome of divorce and paternity mediations. Family Court Review, 49(1), 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