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

台灣大學兒少與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2015.07.20 刊登於中國時報

       我國在2003年開始步入「超低生育率階段」，至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12%，相較歐洲平均達17%，日本達25%，高齡化不算快，可是因生育率60年來下降迅速，二次戰後嬰兒潮人數相對較多，加上壽命延長，從現在開始的20年台灣「高齡化」速度將快得驚人！

        在這樣變遷下，家庭照顧工作壓力並沒有因家電普及化而減緩，反而是家庭人手不足，家庭與工作間難以平衡，照顧成本不斷升高且時間不斷拉長，這是當代「夾心族」的困境。日昨民進黨蔡主席也談到「政府要負起責任，不能把所有的照顧責任丟給家庭。」可是政府如何負起這個責任？我國政府又有多大能耐呢？

        履行政府責任，簡單地說，政府需創造一套機制，最終就是聘請一個人來照顧自己的長輩。假如政府所聘請的那個人正好就是家人（通常是其他人），於是家人有了一份工作，可是同時需支付長輩照顧費用，如果前者所得明顯高於後者支出，這套機制就會受到歡迎，而中間的差額就是來自納稅人。因此，在一個高稅率政府下，機制的運作看似順暢，卻躲不掉人口的持續高齡化！因為將來有越來越多老人沒有家人，於是家人這份工作需照顧更多老人，要不然政府只好引進外勞，且所需費用水漲船高，稅率也必然往上衝，否則政府就要考慮減少相關福利支出，這就是目前不少福利國家的困境！

        我國目前家庭規模縮小，有不少家庭無法自行承受照顧責任，政府當然不能坐視。然而，筆者認為，在考慮步向福利國之前夕，加上面對超快高齡化的未來，如何尋求個人、家庭、企業與國家責任的平衡，才是要務。小心陷入福利國陷阱，特別是東方國家尚存在一些家庭互助功能，也正是近年來歐洲國家試圖為福利國所找尋的一條出路。

        民進黨從2000年開始籌畫與研究，一直到2007年才核定長照十年計畫，而該計畫卻是從2008年由國民黨政府來實施，若說推動長照有所延宕，究竟指哪一段？其實，實施長照和政黨輪替無關，主因是長照的內容與服務方式，早就在國際間及國內地方政府生根，這些本都是「該做」；難處在於，如何適度滿足當前需求，又能兼顧未來發展？而政府作為也會誘發需求，引導未來走向！這7年來政府按實施經驗「滾動式修正」，長照需求量上來了，預算也逐步增加，照理說，這才是「長照2.0」版，不是嗎？

        過去7年由於長照人口多為目前80歲以上老人，他們是台灣歷史上同時擁有最多成年子女（目前50、60歲）的一群人，是照顧能力相對較強，家庭機制尚能夠發揮的一個世代，也正是政府甫推動長照的時代背景。基於此，政府應與時俱進按部就班，發展出台灣特色的長照政策呢？還是應按當年民進黨「長照十年計畫」所規畫800多億來落實？大家一起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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