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IFS文章研析 / 我們真的處於生育經濟學的「新紀元」嗎？
原文：Are
We Really in a 'New Era'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劉光益研究員翻譯/郭貞蘭組長審閱
2000年代初期，社會學家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數十年以前，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及生育率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生育率越低；但這個現象在1990年代後期發生了反轉，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的國家，似乎比其他國家的生育率較高。這引起對生育率的重大反思，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以下簡稱NBER）的研究團隊近期宣布：生育的經濟學進入了「新紀元」。根據這些學者們的主張，生育率主要取決於，女性因應工作與育兒兩項挑戰的程度。因此，社會、經濟和公共政策提供女性越多支持，生育率就越高。基於這個觀點，如果國家想要提高生育率，政策目標就應該是促進女性就業、鼓勵男性做家務，並大量補貼托育服務。
然而，Lyman Stone（該文作者）認為有充分理由質疑NBER所發表的核心主張。經由對資料更仔細的檢視，Lyman Stone指出：一、各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及生育率之間的關係並不如學者預期般有反轉的現象；二、無論女性或男性，更重視工作的人，子女越少；三、1990–2020資料顯示，各國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生育率反而下降；四、男性做家務對生育率只具有很小的影響力。
各國女性就業與生育率
許多研究人員都指出，在過去，生育和工作似乎同時在爭奪女性的時間；而近年來，女性就業更多的國家，生育率也更高。如Figure 1所示，深藍線表示NBER最近的研究結果：對OECD會員國而言，1970年代時，越多女性就業、生育率越低；而1990年代則反轉，越多女性就業、生育率也越高，不過兩者關係隨時間逐漸弱化且漸趨於零。此外，經由納入不同國家樣本（淺藍、深紅、鮮紅線），Lyman Stone更進一步地指出NBER「新生育經濟學」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NBER的研究結果（深藍線）只納入38個OECD會員國中22個國家的數據，也就是只包含歐洲與歐洲以外講英語的會員國（例如澳大利亞），並排除前共產主義國家；淺藍線則表示所有OECD會員國的數據。Lyman Stone另外使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來查看人均GDP達到或超過 15,000 美元（校正每年通貨膨脹）的所有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的數據則分別使用國家官方資料（深紅線）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資料（鮮紅線，只適用1990年代以後）。
由此可見，在納入較多國家之後，女性勞動參與率及生育率的關係從未從負值轉為正值，且當涵蓋的國家越多，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負向關聯性就越強。事實上，NBER所指出女性高就業、高生育率的現象，只出現在一小部分的西歐國家中，特別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情況可能有別於大多數的其他國家。
越重視工作的人，生的孩子越少
根據最近一份IFS的全球報告，Laurie DeRose與Lyman Stone檢視了世界各地工作態度與生育的關係。結果指出，各國中，越重視工作的男性與女性，生的孩子越少。而且不同的調查、資料與分析方法都得出相似的分析結果：從工作中獲得越多意義感、益處、或價值的人，生的孩子越少。重視工作意義感的男性對父親身份不太感興趣（女性也有相似的傾向）。Lyman Stone認為此結果不禁讓我們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當政策想藉由促進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來提高生育率時，這樣的政策究竟是打造了對家庭友善的職場環境，還是只是創造了更多對工作友善的家庭？後者恐怕只是讓人們投入工作，而非更多地投入生育。
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與生育率降低有關
為檢視國家的生育率如何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變化而變化，Lyman Stone估計1990–2020年期間女性勞動參與率變化對生育率變化所造成的影響，並按1990年國家所得進行分層分析（Figure 2）。
由此可見，當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時，無論是富裕國家還是貧窮國家的生育率都會下降。雖然不同所得的國家並非完全相似，但總體而言，沒有證據指出幾十年以來工作與生育率之間的關係有所反轉。Lyman Stone另外比較高所得國家在1990–2000年與2000–2020年的資料，也得到類似的結果。
或許最慘的案例是日本近期的政策。「安倍經濟學」希望就由緩解女性工作與生活平衡，來提升生育率。日本政府鼓勵企業雇用更多女性，並大幅增加托育的經費，使得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飆升。然而，在「安倍經濟學」如火如荼的2013年至2019年間，日本的生育率卻從1.43跌至1.36。也就是說，緩解工作與生活平衡，及促進女性就業，並不會提升生育率。
男人做更多家務不會提高生育率
NBER的發表使用了一系列關於男性貢獻家務的資料來證明，當男性做更多家務時，生育率就會上升（Figure 3）。
男性做家務與生育率的關係在家庭社會學中討論已久。主要關鍵是資料是否精確反映家務分工與子女照顧。NBER的發表使用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以下簡稱ISSP）的資料，只針對住在一起（無論結婚與否）、育有年輕子女，以及高所得國家的樣本進行分析，並用「誰做該項家務」當作家務的指標，包括簡單修理家中東西、煮飯做菜、照顧家中生病的人、打掃清潔…等。然而，不同家務需要耗費不同的時間與精力。
Figure 4是Lyman Stone同樣利用ISSP資料，但在納入更多國家和不同家務資料後的分析結果。首先，Lyman Stone對男性家務與生育率相關係數的計算結果是0.67，略低於NBER發表的0.72。其次，因為丹麥與英國沒有同居資料，故NBER不納入兩國分析。但Lyman Stone在其他題組找到對應的資料，在把丹麥與英國放回資料分析後發現，男性做家務與生育率相關係數下降到0.54。
另外，NBER只使用28個國家進行分析（儘管有40個國家的資料可以取得），導致有些高所得國家被排除，例如台灣、俄羅斯、智利和以色列，有些OECD會員國也被排除，例如墨西哥。Lyman Stone再把這五個國家放回資料分析，發現男性做家務與生育率相關係數再下降到0.49。這表示當分析納入的國家越多，男性做家務與生育率的相關性越弱。
Lyman Stone更指出，家務由誰做，與家務所花費的時間可能是兩回事（兩者相關係數只有0.47）。使用不同家務資料發現，男性「做家務的時間」與生育率的相關係數只有0.37，此已經遠低於NBER的發表結果。
Lyman Stone認為有充分的理由質疑男人做家務會提高生育率的論點。首先，研究指出當男性做更多的家務時，他們會與女性一樣經歷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挑戰，對生兒育女的渴望下降，進而導致生育率不會上升。第二，儘管很多研究指出，從伴侶以外的人獲得育兒支持確實可以促進生育，但這不代表改變伴侶的分工可以促進生育。大部分伴侶對工作或家務的分工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過共同考慮，如果丈夫投入越多家務，工作所得將可能降低，這樣可能對家庭導致其他困難。Lyman Stone更進一步地檢視資料發現，母親和父親在睡眠、自我照顧與休閒所花費的時間相當類似，兩者的空閒時間也沒有明顯的差異。因此，不太可能讓父親不用犧牲其他有助於家庭的事情，同時提供家庭更多幫助。如果一對夫妻過勞，那無論他們如何分工都是過勞。Lyman Stone還發現，即使妻子做15 小時的家務，也只會讓丈夫想多生0.06 個孩子（Figure 5），表示就算是「想生幾個孩子」也跟另一半投入的家務時間沒有明顯的關聯。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Lyman Stone發現ISSP資料顯示，對有工作也有家庭的男性和女性來說，工作越累，想生的孩子就越少；相反地，家務越累，想生的孩子則越多，對男性與女性皆如是。壓力大的工作讓人們不想要孩子，但使人精疲力竭的家務，並沒有讓人後悔生孩子或希望少生幾個孩子。總結來說，ISSP的資料顯示家務與生育理想並沒有很強的關聯、丈夫家務參與和生育率之間的關聯性弱，且與分析模型如何界定有關，據此，Lyman Stone認為男人做更多家務將提高生育率的推論似乎相對薄弱。
結論
幾十年來，社會學家一直在探究「作為新生育主義的女權主義（feminism as the new natalism）」，或是探討幫助女性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是否可以提高生育率，而目前這些觀點沒有獲得一致的證據支持。NBER生育經濟學「新紀元」的發表闡述了生育率如何變化，特別是經濟學家如何理解這些變化。由此可見，經濟學對生育率的分析已經不只是育兒成本，還更通盤考量了有關育兒的態度、理想，與價值觀。
然而，Lyman Stone指出有充分理由質疑NBER所發表的核心主張。的確，提供家庭更多支持可以提高生育率。不過把女性（或男性）的家庭改造成更適合工作恐怕是本末倒置，忽略了工作優先才是低生育率的關鍵因素，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政策，可能只會讓人們把工作看得比家庭更重要，甚至造成降低生育率的反效果。如果政策制定者真的想幫助家庭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必須幫助家庭減輕所有工作負擔，而不只是把有償工作換成家務工作。具體而言，政策制定者應把重點放在降低育兒成本、減少結婚和房產權的障礙（在許多情況下是生育的前兆），以及幫助年輕家庭在不需長時和不規律工作也能維持生計。
